文涛、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。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，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，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。可是，几年的朝夕相处，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。用文涛的话说：“和你们俩在一起，就像左手摸右手，一点感觉也没有。”慢慢地，大家工作越来越忙，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，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：“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?”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：“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。”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，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。一天，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。正是午休时间，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。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，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。终于饭菜上齐了，大家刚要举筷，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，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，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。几分钟后，文涛挂上电话，扔下一句：“我有事，先走了!”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。“这家伙，重色轻友!”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，开始埋头吃饭。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。“不对啊!”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，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，“咱们也是色啊!”在凤凰，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。只是，来香港7年了，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。倒是文涛，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，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但羡慕之余，我也很困惑：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，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?一天，文涛坐在化妆间，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。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，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，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：“文涛的粤语说得怎么样?”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，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：“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?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!”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，两人约好了在机场见面。一大早，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，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。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，正要打电话给他，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。那是文涛，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。“你干吗?”我怕晃，不敢看他的裤子。“你不懂，咱们这是出国，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，穿红的能驱邪避鬼。”文涛一脸认真。“算了吧，到了国外，人家看咱们俩才是鬼子呢!”上了飞机，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，用英语问道：“要喝点什么吗?”我要了杯水，再转头看文涛，他也不理我，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：“TomatoJuice”(番茄汁)我很是惊讶地看着他：“说得可以啊!”我知道，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。平常，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Canyouhelpmehammerthenailin?”(你能帮我钉钉子吗?)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。所以，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，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，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。而眼下，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圆的“TomatoJuice”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