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他终身在位，口衔天宪，主宰一切。唯一能约束他、使他感到畏惧的，那就是昊天上帝。这个宇宙间的最高之神，常常通过星象变异对他发出警告。崇宁五年元月，慧星在西方上空出现，大如杯口，光芒四射如纷纷落下的碎星，长达六丈，阔有三尺，斜指东北方向，穿过五个星宿区。据占星家所言，慧星是灾星，由特殊的恶气所生成，光芒所及都要成为灾区，会发生大动乱，大兵灾。皇上很惊谎，避开正殿而居，减御膳而食，并发布大赦令，表示要立德修行。朝野上下也人心惶惶，害怕大难临头。天象异常，身为左相的蔡京有不可推卸的罪责，只好奏请免官，皇上顺从天意，就批准了他的辞呈，重新让赵挺之担任右相，刘逵升为中书侍郎。这两个人并无治国才能，过去只因竭力排击元祐党人而受到蔡京的重视，被荐为执政官，后来因争权又与蔡京不和。两人联合主政后，劝告皇上废除蔡京所施行的苛民之政，毁去《元祐党人碑》，恢复党人的某些官职，重行科举制度，重议盐钞、茶钞法，撤消大晟乐府，与西夏进行和议，等等。皇上对挺之说：“你说得很对，蔡京这个人太奸险，挑起西部边界战争，使兵民肝脑涂地；援引死党，布满朝廷；让他的儿子蔡翛作亲卫郎，每天窥伺朕的行动!”当年冬春久旱，蔡京被罢官后，马上下了一场透雨。皇上也就更信星变的意向是要他辞退奸臣。蔡京被免官后，仍住在梁门外府第，通过党羽继续控制朝政。等到星变过后，他让人提醒皇上，过去所推行的种种法度，事先都经奏请，他只是奉旨而行而已，绝不是个人的私意。至于罢黜科举而恢复古代的推荐制度，制雅乐而建大晟乐府，都是绍述神宗的美意。现在一切都想罢废，恐怕不是皇上要继承父兄之业的原意。皇上历来遇小事聪明机灵，遇大事就缺乏判断能力。他觉得赵挺之和刘逵的话很有道理，但蔡京及其追随者又高举熙宁变法的旗帜，他夹在两者中间犹豫徘徊，简直无所适从。比较起来，蔡京施政很合自己的心意，特别是他善于聚集财赋，花钱花得舒服，游乐玩笑也经常别出心裁。遗憾的是此人野心大，不可捉摸，可敬、可用而又可怕，又是星变谴责的对象，目前很难再起用。皇上的犹豫造成了奇怪的局面：在台上的赵挺之政令不行，只能与刘逵演双簧；在台下的蔡京因党羽众多，仍在左右着朝廷。慧星刚过，又逢太白金星白天行经太空，与太阳争光。据占星家说：太白张盖放光芒，人间有人想立王，主弱臣强，将有刀兵之祸。皇上刚刚放松的心情又重新紧张起来，再次下诏求直言，允许百官批评朝政得失，保证今后不会因直言而定罪，更不会把言者窜逐到岭南了。皇上估计：那个想与太阳争光的立王者是蔡王似。蔡王是哲宗的同母弟，当年被封为简王，哲宗升天后，章惇竭力主张立他为君，他也自以为非己莫属，其根据是开国之初，杜太后就立有金匮《约誓书》，让太祖在百年之后传位给同母弟。幸亏当年向太后力排众议，挫败了章惇的图谋，才把自己扶上了皇位。皇上扪心自问，即位后一直很优待这位老弟，晋升他为司徒、太保。可他一直有不臣之心，说皇位本来是他的，是向太后偏爱端王，才编造了神宗、哲宗的遗言，违反了杜太后的遗诏。皇上听到这大逆不道的言论，很想依法严惩。言官们上疏说：“蔡王年纪轻，说话出于无心，陛下应学习虞舜爱护弟弟的崇高榜样，至亲骨肉之间要一切包容，不能产生裂痕!”皇上接受了这一劝告，不再追究蔡王，只将他的身边人员送到大理寺去审劾，另外派人去“侍奉”蔡王。新派去的内侍名义上是侍奉，实际上近乎监视。以后又听说蔡王得了狂癫病，随便骂人，特别是骂皇上。精神有病的人不好治罪，只能把他隔离起来。杜老太后临死之前是否留有遗诏，让太祖百年之后传位于太宗?丞相赵普当年是否当场写了《约誓书》，并藏之金匮?这在大宋王朝是个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，也是后来的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论题。对于当今皇上来说，彻底了解这些事情的内幕，才能说明他的继位为什么是合法的，而章惇和蔡王的言论为什么是大逆不道的。自从蔡京任丞相后，皇上在听他讲《祖宗宝训》时，曾几次拐弯抹角地提起自己心中的疑问。蔡京心想：作为太宗的子孙，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一疑问，但皇上为什么老要发问，意思是很清楚的，自己不回答或回答不当，都要丢官，因此就用批评前人的方法，间接地作了答复。他说：“仁宗时僧人文莹写了《湘山野录》，提出了‘烛影斧声’一说。司马光的《涑水纪闻》开启了百年论争。前几年臣起草诏书，下令烧毁元祐党人所著的书籍和版本，上述两书也列为禁书。至于杜老太后的遗命，《太祖起居注》中并无记载，直到仁宗时所修的《三朝国史》才提起此事。金匮所藏《约誓书》，在太宗即位后第六年赵普才奏明圣上。”皇上与蔡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他们的一问一答都极其巧妙，剩下的事是学生根据老师所列的书目，自己去研读和寻求答案了。皇上富有钻研精神，如果他想弄清某个悬案，就会孜孜不倦，窥探幽深，求索隐微。他让书艺局的内侍贾祥找来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和书籍，逐一细读。《续湘山野录》记叙太祖驾崩之夜曾豪兴满怀，邀请晋王(太宗)入万岁殿酌酒对饮。“宦官与宫妾都被屏退在外”，只能远远地看到“烛光影下，晋王避席不能再饮。”以后太祖手持斧头拐杖在庭中戳雪，兄弟俩共赏雪景。在太祖解衣就寝后，遥闻鼾声如雷，晋王也在“宫内宿夜”。五鼓时皇帝驾崩，太宗受遗诏接位，大臣见太祖遗体“五色温莹如汤沐”。这段记叙表明：太祖死前圣体康健，心情也很好，死得实在太突然。晋王如果乘太祖醉卧而谋杀，那很容易，而且没有他人在场。遗体如“汤沐”，更像是刚用水洗去血迹。文莹喜欢与殿馆名士交游，经常出入达官贵人之家，与丁谓、苏舜钦、欧阳修等人以诗文唱和。此书所记的内容该是来自当事人。丁谓在真宗时曾任丞相，在太祖死时已经十多岁，平生见闻也很广。皇上接着又翻阅司马光的笔记《涑水纪闻》，其中记太祖死后，开宝皇后让内侍头目王继恩去召太祖的儿子德芳。而王继恩却去召晋王，入王府后见晋王的心腹程德玄也在场。晋王闻噩耗大惊，犹豫着不敢进宫，说道：“我应当与家人商议！”王继恩再三催促说：“耽误久了，皇位将是别人的了！”于是两人冒着大雪步行到万岁殿。皇后见来的不是德芳，却是晋王，不禁“大为惊愕”，哀求说：“我们母子的性命，都掌握在你手里!”晋王边哭边说：“不必担心，我们共保富贵！”司马光还记述程德玄雪夜去晋王府，是要报告—件机密大事。他有个擅长天文学的朋友，名叫马韶，预测到第二天晋王将登基即位，所以到程家贺喜。晋王与德玄都很“惶恐”，就派人把马韶监禁起来，不让他到处乱说。皇上看了《涑水纪闻》，也想起自幼在宫中就听到的有关太宗即位时的种种议论，虽然这些议论是私下的，悄悄的，闪烁其辞的，但对太祖及其后代都表示同情，对太宗甚至有大不恭的言词。例如入内省副都知裴彦臣之所以被列入元祐党，并编管于池州，固然是因他是高皇太和向太后的亲信，以后又得罪了蔡丞相，同时也由于他传布过太宗即位时的传闻。皇上心想；司马光是个史学家，所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让帝皇“借鉴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采用史实严谨可靠。他的这本纪闻，杂记本朝政事，想为以后写《资治通鉴后纪》储存史料，所以每条之下都注有材料来历和述说者的姓名，没有根据的材料他是不会笔录的。从纪闻中皇上看出：继位是不合法的，如果合法，同大臣们以及家人们商量后再登基也不晚。开宝皇后当时才二十五岁，无权无势，甚至不能直接召见前皇后所生的儿子，连唯一可信的王继恩，竟然也是晋王的同谋，故见晋王进宫，先是“惊愕”，后是“哀求”。再说擅长天文学的马韶，为何能在太祖驾崩之前三四个时辰，就能预测到晋王次日就要登基?他向老友程德玄“泄露天机”，是不是知道这位晋王的心腹也参与密谋?程德玄为何与王继恩一起劝驾，怕晚了皇位将为他人所有?两书也有不同之处，司马光所记是晋王当时在王府，而文莹所记则是“在宫内宿夜”。此事倒无关紧要，既然晋王是太祖最可信赖的大臣，可以随便出入宫禁，他当时不在宫中或虚称在王府中，有谁敢去查问?使皇上困惑不解的事还有不少：如新皇帝即位，一定要等到次年元旦才改年号，而太宗却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就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，好像再等七八天就“为时已晚”。开宝皇后是太祖正式册封的皇后，而死后不以皇后之礼埋葬，可见太宗对她很嫉恨。当年太祖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，主要靠义社十兄弟，这些结义弟兄当时还活着的有北京(大名府)镇守李继勋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，殿前都指挥使杨信。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都先后“暴卒”，宫中传说是王继恩在赐酒中做了手脚。如果是合理继承，为什么害怕太祖的亲信心中不服?在查遍《太祖起居注》和本朝最早的国史之后，皇上并未发现杜老太后有什么金匮《约誓书》。此书的内容据说是太后吩咐太祖，说他之所以得天下不是靠祖宗的积德，而是因周世宗让七岁的小儿子主天下。让他在百年之后传位给弟弟晋王赵光义，说让年长的人继位是社稷之福。但此誓书的疑问甚多，无人能自圆其说。自古以来，从来未见过皇帝健在而由太后为将来继位的事而写遗诏，何况杜太后死时六十岁，当时太祖三十九岁，光义(太宗)二十七岁，太祖的儿子德昭十岁，德芳也已懂事。太祖身体一直强健，屡次出兵亲征，太后为何能预见儿子短命?太祖后来暴死，德昭也已二十一岁了，不会再出现小皇帝主天下的悲剧。如果太祖长寿，那么光义也已老朽，号称很有远见的杜太后为何不希望已是成人的孙子继位，而要让位于老朽?再说既有太后遗诏，太宗接位就有了合法根据，即使赵普当时忘记了这件大事，但开宝皇后应该知道，保管这神圣遗诏的内侍也知道。请出遗诏，让丞相宣读，接位就合理合法。沈谋英断的太宗就不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，去毒杀许多开国功臣和王朝的栋梁，不必先后逼死了侄儿德昭、德芳，逼死了同母弟赵廷美。皇上边看国史边思索，内心中顿时翻江搅海，思潮汹涌。在过去，自己对开创赵家王朝的太祖和太宗，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：这兄弟俩精诚友爱，携手削平四方群雄，解除藩镇兵权，务农兴学，轻敛薄赋，制礼作乐，倡导节俭。皇上每次去景灵宫祭祖，在太祖、太宗的遗像前都受到崇高精神的感召，产生克爱克威的决心。而现在，在铁的事实面前，自己的嫡亲祖先竟是个杀害兄长和侄儿的主谋，双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!庄严与丑恶，崇高与卑劣、仁慈与残酷，种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品性相互依存，同时在太宗身上显现。这才是真实的太宗。而过去心中崇拜的那个偶像，那个圣洁的充满光环的太宗形象，是家人们和御用文人们用谎言塑造出来的。司马光是元祐党罪魁，皇上对他没有好感，而对他所著的史书却颇为赏识。他的《涑水纪闻》首先对杜太后《约誓书》提出质疑。赵普是宋朝开国功臣，又以《论语》辅助太祖治天下。后因贪暴专权，接受贿赂，私贩木料，开旅店营利，被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，太祖罢了他的丞相之职，让他出任河阳节度使。太宗即位后才重新入汴京，仍郁郁不得志。按理说，他既自称受杜太后遗命写《约誓书》，那么在太祖驾崩时就应该呈奏这件关连王朝命运的大事，而且不得志的人正可借此立功。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缄口不言，一直等到六年之后有人诬告秦王赵廷美时，这位前“顾命大臣”才突然想起非常重要的《约誓书》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当时太宗看到赵普的奏章，真是喜从天降，随即恢复了他的丞相职务。丞相复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造了冤狱，逼死了赵廷美，使太宗从此不再为“传位给同母弟”而担忧；又将卢多逊株连进去，使这个政敌贬死于海南岛崖州。当时太宗的长子汉王元佐住在东宫，屡次申诉廷美的冤情，请求父亲赦免叔父。太宗说自己这样做，正是为了他将来能继承皇位。元佐却说：“儿臣愿为平民，也不愿登上那个沾满亲人鲜血的宝座!过去父皇与赵丞相不和，说他专权贪暴，为何见到他献了《约誓书》，就让他复任丞相?”太宗当时极为震怒，拔剑要杀元佐。而元佐却引颈就戮，说死了更好受一些。幸亏他是太宗的爱子，太宗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。廷美死后，元佐抑郁于怀，不久就得了狂癫病，常说宫内不安全，内侍要谋害他，以至夜间纵火烧宫殿，说愿与宫城一齐化为灰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