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上改年号为政和，本意是想“庶政惟和”。他下诏减轻赋税，免去东南六路所供的钱钞，停止大型土木工程，榷货务中剩余的盐钞归于左藏库，而不像往常那样入于内库，等等。这些举措受到庶民的拥护，国内也开始有政通人和的气象。皇上在政务之暇，仍然关心宫廷画院，使画院进入有宋以来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。他用严格考试的办法来录取学生，当时应试者从四方源源而来，可谓盛况空前。皇上精通艺术的各个门类，认为诗、书、画、音乐、舞蹈都是相通的，都应该充满诗情画意。而要想让学生创作出具有诗的意境、诗的含蓄蕴藉、诗的韵味的作品，首先就得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。为了使学生能有诗人的情思、胸怀和气质，能敏锐地捕捉诗意和完美地表现诗意，皇上在招考画院学生时，以及平时月考、年考时，常常摘录唐人的诗句作为考题。这确实是个发现人才、培养人材的好办法。如当时有个名叫李唐的画家，就因善解考题的诗意而受到皇上的赏识。他是河阳三城(今河南孟县)人，字希古，擅画山水，敢于变革荆浩、范宽的笔法。画山用峭劲的笔墨，绘出山岳雄伟的气势；画水打破鱼鳞纹的程式，描出盘涡动荡的状态。他也善于画人物和耕牛，在民间很有名声。可惜的是无法进入文化上层和画院，直到大观年间仍然浪迹天涯。他在诗中叹息道：“云里烟村雨里滩，看之如易作之难。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”此诗出自肺腑，真是一腔牢骚，写出落魄画家的不幸遭遇。这是不足为奇的，自从宋初建立画院以来，一直以黄筌、黄居寀父子的画法为准则，作画先用极细的墨线勾出花鸟的轮廊，然后用重彩钩填。风气所开，“钩勒填彩，旨趣浓艳”的画风就成为宋人习尚，一般人哪能领会李唐的山水画意呢?政和初年，画院招考学生时，皇上以“竹锁桥边卖酒家”为考题。大部分应试者都在“酒家”两个字上用功夫，有的画酒店门口顾客出入，有的画店铺中酒保迎客殷勤，也有画美女当垆的。皇上对这些答卷都不满意，除了考生技艺有所欠缺以外，主要是对诗题的理解胶柱鼓瑟，拘泥而不深入。而当看到李唐的画卷时则又惊又喜，卷中未画全桥，只用精湛的笔触勾勒出一座桥头，展现出此桥上下的陆路和水路交通。近桥头有茂密的竹林，枝叶向背交错，形瘦气充，浓淡相映，各具姿态。竹外高处现出一面青布酒旗，迎风飘扬，似是向顾客招手。皇上说考生虽多，而得“锁”字之意的只有李唐一人。纵看全画，可知作者运思清拔，笔韵高古而简练，景色清新自然，流露出作者淡然自持的精神。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画家，被皇上亲自选中进了画院，从此就不再发牢骚，不再说“多买胭脂画牡丹”了。直到靖康之难后，他还进了南宋画院，当时年近八十，仍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。南宋画家刘松年、马远、夏珪、萧照等人，都师法他的画风，宋高宗将他比作唐代的李思训。他的画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说上述的试题的难度还不算太大，那么下面一题“蝴蝶梦中家万里，杜鹃枝上月三更”，内容繁复，使众多的考生简直无法下笔。而成都画家王道亨则别有佳思，他画苏武在北海边梦思故乡，身盖毡被，头枕羊毛和出使节旄，上有双蝶翩舞，颇有庄子梦蝴蝶的意境。又画茂盛林木，上有杜鹃夜啼，月悬当空，树影在地，正三更时分。徽宗见此画曲尽题意，评为第一，并授予王道亨画院学录一职。另外，有些考题表面上看并不难，而要精确理解却不易。如有一次以“野水无人渡，孤舟尽日横”为题，一般考生都画水岸边停着渡船。为了表示船中无人，或在船边画鹭鸟独立，或在蓬顶见栖鸦，也有在船板上画麻雀翻飞。这些答卷都不合题意，题意是指野水边无行人，而不是指船中无人，且渡船也不能无人。最后被皇上选中的一幅，只画岸柳系着渡船，船旁有芦苇数丛，船夫卧于船尾，因无行人而吹笛自娱。从细眯的眼神和高翘的脚指看，他吹笛很入神，人们仿佛感到那悠扬的笛声正和着水声，飘向遥远的天际。皇上为画院出的考题还很多，不妨再举几个例子。如有考题为“乱山藏古寺”，考生有的画深山中露出塔尖，或露出鸱吻，有的画僧人下山取水，也有出现殿堂等等。这些都未画出“藏”意，况且殿堂、鸱吻、塔尖等，并不是佛寺所专有，“深山”与“乱山”含义也不相同。而中魁的一幅则是满目荒山，上露幡竿。幡竿常见于佛寺，透露出“藏”字之意。又如考题为“午阴多处听潺潺”，众人都画清流潺潺，而听者坐在水边，画幅一览无余，并无画外意，韵外味。只有最后交卷的考生受到皇上的称赞，图中没有山涧溪流，只见藤葛蔓绕，林下树影正中，而有书生侧耳细听悬崖与滩石之间。此画可称无声诗，使人顿生神思遐想；又可称有声画，人们似乎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。其它考题还有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、“嫩绿枝头红一点”、“落日楼头一笛风”等，要求试者在画中表现出“香”、“春意”、“笛声”。这些富有诗情诗意和诗境的考题，深入地考察出画家的学识，有多少艺术想象力和绘画的创造才能。出考题也花费了郑皇后的不少心血，她协助皇上促使宫廷画院进入空前繁盛时期，培养出大量的杰出的画家。他们的作品丰富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．在后世成为稀世之宝。而皇帝也以自己早期绘画的非凡成就和主持宫廷画院的实绩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蔡太师第二次被罢相，离开京城去杭州，四海欢欣鼓舞，以为王朝从此可以得救。但新任左相何执中却是个碌碌庸才，过去与蔡京同为执政，亦步亦趋，并无建树。现在想要他来革除蔡京所施行的蠹国害民之政，岂不是痴人说梦?一年很快就过去了，何左相并无政绩可言。皇上在失望之余，就决定起用过去与蔡京政见不同的张商英。张商英性格豪放，历来支持熙宁新法，打击元祐党人不遗余力。崇宁初官拜尚书左丞，因与蔡京议政不合，被罢官离京。接着又说他写过《元祐嘉禾颂》和《祭司马光文》，将他列入元祐党籍，出籍后又远远地安置于归州(今湖北省秭归县)和峡州(今湖北省宜昌市)。当时，他颇有声望，回到汴京后很受百姓欢迎。于是皇上任命他为右相兼门下侍郎。那一年京畿一带久旱，从三月到五月未下过雨。而商英拜相后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透雨，人们都说他当了丞相，感动了天帝。皇上亲书“商霖”二字作为赏赐，喜慰地说：“商代的高宗得贤相傅说，认为是久旱逢霖雨；现在朕任卿为右相，也是这个意思!”按照崇宁初起用蔡京为相的先例，皇上也在延和殿单独召见张商英，向他请教革旧从新之道。张商英豪视一世，很想力挽狂澜，用流贬各地时所见到的事实，来揭示朝政的种种弊病。他说：“自古以来，政府都是开矿炼铜，用铜铸钱，每铸一钱，得利润约十之一、二。前几年蔡丞相接受其姻亲胡师文的建议，将当二铜钱改铸为当十铜钱，以钱铸钱，工本不高，而面额却增加了五倍。由于获利丰厚，各地私铸成风，一般由大吏滑胥主持。新铸的大钱还掺杂锡、铁之类，普遍粗制滥造。在交易时官府付钱给百姓，每枚大钱以一当十；而百姓以钱纳官，每枚大钱则当四。这样官府和朝廷的收入自然大增，而百姓却深受刻剥。蔡丞相和胡师文铸当十大钱是沿袭了唐末五代的弊政，与熙宁新法风马牛不相及!”皇上听后心中有些不自在。谁都知道，为铸大钱皇上曾下过诏书，并亲自写了“圣宋通宝”四字。就凭这诏书和御笔亲书的四个字，数额巨大的、掺假的、以少当多的大钱得以流通全国，使普天下的百姓在经济上遭受了空前的浩劫，造成了百物涨价，民怨沸腾。为了转移话题，皇上又问起蔡京所推行的钞盐制的利弊。张商英回忆过去，不无惋惜地说道：“崇宁元年在讲议司议论改革钞盐制时，臣与蔡丞相意见相左。大宋立国百余年，除解池之盐由朝廷直接专卖、盐利归朝廷之外，其它地区所产的盐都是官支官卖，所得盐利大部分都归州县，用作地方经费。蔡丞相的新盐法使盐利都归朝廷，朝廷是富了，而州县却失去了财源。这七八年来，州县只好巧立名目，进行聚敛，百姓们怨声载道。”皇上又问：“朝廷实行和买，历来在春季向百姓发放钱和盐，夏秋时百姓交纳绢帛，偿还贷款。这本来是善政，为何民怨沸腾？”商英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实行新盐法之后，官府不再发放钱和盐，而百姓仍须交纳绢帛。另外，朝廷实行和籴，本应出钱购买民粮，双方议价交易。而现在按户摊派，限期逼迫。这两项苛政，为害超过正赋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只好铤而走险！”皇上又问：“漕运近年来为何不畅通？”商英答道：“过去东南六路运粮食到真州和扬州，卸粮进入转般仓库，然后载淮盐和其他货物回归，来往所得运费作为漕运经费，船工也可带些私货。食盐由商人自运之后，转般制度也因此而废，漕运的吏卒和船工收入大为减少，生计相当艰难!这些年来，臣与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接触频繁，所言均是事实！”在此之前，皇上对新的钞盐制深表赞赏，而对它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则一无所知。他不解地问道：“蔡京说新的盐法是根据‘神宗遗意’而制订的，为何有这样大的弊端?”商英含笑回奏：“蔡丞相名为绍述，实际上是借它来劫持皇上，同时也用来钳制朝臣的口舌。他制订的新盐法违反了熙宁新法的宗旨，所依据是欧阳修、苏轼等人的遗意!”皇上听后不觉十分惊讶，不相信自称坚决维护新法的蔡京，竟会采用旧党的主张，心想张商英过去曾受蔡京的陷害，现在想乘机反咬一口。商英看出皇上怀疑的神情，就具体地阐明自己立论的根据。他说；“欧阳修在《通进司上书》中，主张朝廷与商人‘共利’，因为利不可专。朝廷本想全得十分之利，结果往往十不得三；如与商人共利，就能得五分之利。商人见利厚会不请自来，见利薄想留也留不住。另外，苏轼的《上皇帝书》、秦观的《安都》等文，也都肯定商人在商务活动中付出了智慧和劳动，认为应该与朝廷共利。蔡丞相的新盐法根本精神在通商，让盐商获取厚利，比欧阳修、苏轼还走得远。”他还陈说，自从汉代以来，盐铁一直由朝廷专卖，盐铁税收与田赋都是朝廷主要的收入。熙宁新法做到了“民不加赋而国用富足”，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盐铁茶的专卖钱和免役钱、青苗利息钱。盐铁茶由朝廷进行专卖，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，而不是让商人对半分利或得到更大的利。也不允许废止盐铁的官般官运，而让商人自运自销!张商英身材高大，声音洪亮，所呈奏的议论使皇上有大梦初醒之感。皇上笃信道教，对道家经典相当熟悉，他爱好绘画，明锐的目光能察秋毫之末；而对经国济民、长治久安、知人善任之学，却向来不愿深究。许多年来，他只问收获，不问耕耘，只要国库充实，能尽情地让他挥霍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刚才听张商英纵论古今，谈所到过的州县的亲身见闻，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代英主，治下的臣民生活于苦难之中。皇上毕竟还有仁厚之心，带着悔恨的心情说道：“过去朕以为蔡丞相生财有道，谁知他竟如此刻剥天下百姓!这一年来朕陆续下诏，除罢去当十大钱和方田均税外，对折变支移等税法也作了严格的规定，卿熟悉下情，不妨据情实言!”张商英深被皇上的爱民之心所感动，也就大胆进言：“现在风俗败坏，奸吏滑胥敲榨勒索无所不至，不但借丈量田亩增加赋税，即使不毛之山也能方出柴草，上户常增税几百贯，下户亦不下数十贯。方田时贿赂公行，豪势之家数百亩地可方成一二十亩，而原来的税额却转移到下户头上。下户被迫破产，只好逃荒在外。”皇上又问：“支移和折变制度实行的情况如何？”商英说：“所谓支移，就是缴夏税和秋税时不在本地交纳，而要交到几百里外去。如果不愿意，可交地里脚钱。所谓折变，就是征收实物，按值折价，又改征他物。所征实物常常违期，如蚕未结茧就要征丝帛，庄稼未熟要征粮。当地盛产的货物常常不征收，而专征当地所缺的货物。吏役盈门，逼得百姓走投无路。支移与折变虽是杂税，但经过胥吏反复折算后变成十倍掊取，百姓破家卖牛，还无法交足。这些年来朝廷和州县的收入大增，而百姓却穷了，不少农民流离失所，饿死沟壑，惨象令人担忧！”自从蔡京罢相后，皇上开始了解下情，现在听了张商英的陈言，更加深了印象，不无宽慰地说：“幸亏朕及时下诏，重申政令，否则黎民哪能安居乐业?”张商英本来担心因说了实话而受祸，现在看到皇上具有同感，就鼓起信心再进言：“陛下天生圣慈，关心民瘼，百姓见所下诏书，如大旱欣逢甘霖。只是现今吏治腐败，州县官吏中匡世济民者极为少见，而阳奉阴违、营私舞弊者则相当普遍。诏书虽下，很难令行禁止!当务之急是先统一执政官们的步调，严惩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，借以树立朝廷的威严!”皇上知道他的话意是左相何执中不一定支持他，遂授予全权，让他主持革除弊政。张商英一生汲汲营进，几起几落，备尝酸辛。直到年近七十才受到皇上的重用，虽为时已晚，仍然想干一番事业。他知道天下百姓痛恨蔡京，在立政时就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。如改当十钱为当三，使私铸大钱的人无利可图；恢复神宗时的钞盐制，东南六路的盐仍实行官买官运；恢复转般仓制使漕运经费宽裕；规定和买、折变、支移的办法，减轻百姓的赋税。他还劝皇上效法太宗、神宗，不要大修宫殿，力戒奢靡，亲身作节俭的榜样。
